的乘客都微微颔首表示赞同。
但反对的声音，也立刻就出现了。
乔治·布瓦耶的情绪依旧激动：“你们说不能开私刑的先例，因为情绪不可靠。我同意，情绪确实不可靠。
但一个让恶棍逍遥法外、让无辜者家破人亡的法律体系，就可靠吗？执行一个失败的制度，就是做不义的帮凶！
如果继续把一切希望和权力交还给这个失败的制度，要求受害者无限忍耐，这难道不是一种怯懦的自我安慰吗？
你们到底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，还是在维护一个已经失去灵魂的空壳？”
布瓦耶是在质疑当制度连“实现正义”这种基础功能都已经崩塌时，坚持遵守程序，是否本身就成了一种不义。
画家路易·贝尔坦忍不住插话：“布瓦耶先生说得对！想想那个场景！一个家庭，就这样被毁了！法律做了什么？
什么都没做！如果我是那个家庭的朋友，我恐怕也会……天啊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动手，但我理解那些动手的人！”
夏尔·弗雷西内淡淡地回应：“我也理解，但我不认可。用另一场犯罪来‘纠正’前一场犯罪只会制造更多悲剧。”
这时，东方学学者埃米尔·杜兰接过了话题，他把讨论引向了一个更宽阔的视角。
“但是在历史上，‘复仇’并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野蛮和混乱。它甚至是荣誉文化和家族责任的组成部分。
尤其在我们将要去到的奥斯曼帝国，那里的是社会依旧延续着古老的传统，‘复仇’并不是一件稀罕的事。”
这个观点很新鲜，就连莱昂纳尔也忍不住往他的方向倾了倾身子，好听得更仔细一些。
他这才发现，今天的剧本已经从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变成了《十二怒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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