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忽然意识到，那个法国人写的不是巴黎的噩梦；这种噩梦，身在伦敦的他也会做。
伦敦的现代与巴黎的现代不同——这里的生活是分区的、分层的、分阶级的，被一堵堵墙、一道道门严格地隔离开。
西区的绅士可以每天都吃到烤牛肉和约克布丁，同时完全不用在意东区的码头工人正在用一便士的汤度日。
体面的家庭可以把女佣安置在阁楼上，每个月只给她几先令工资，从来不用过问冬天阁楼冷不冷、夏天闷不闷。
帝国各部办公室里的官僚可以用一句「这是规定」来拒绝所有合理的请求，语气平和，毫不在乎会死多少人。
《变形记》则用文字的力量打破了这些墙、这些门，赤裸裸地告诉所有人——你们自诩为「绅士」，也不过是因为「有用」！
那只叫「格雷高尔」的甲虫正在每个办公室、每个工厂、每个家庭里提醒那些「有用之人」一个残酷的真相：
你被爱的全部条件，就是你能继续有用下去！
伦敦的保守派报纸这才後知後觉地开始警惕起来。
《标准报》又发了一篇评论，语气严厉，说这部「有损公共道德」，暗示它会让工人「对雇主产生不必要的怨恨」；
《晨邮报》则批评它「把家庭关系描绘成全是铜臭味的冷酷契约」，认为这种写法「不符合英国人对家庭的理解」。
《笨拙》杂志则刊登了一幅漫画，标题是《法国昆虫正在入侵》——
画面上，一只戴着法式高礼帽的甲虫，前腿夹着一根手杖，後腿踮着脚尖，正费力地爬上一张摆着烤牛肉的餐桌；
餐桌旁边坐着一个肥胖的英国绅士，一脸惊恐地跳起来，椅子翻倒在地。
伦敦人看到这幅漫画，大多哈哈大笑，他们喜欢这种自我解嘲式的讽刺，来打发来自海峡对岸的麻烦。
可是笑完之後，许多人晚上仍然睡不好。因为他们知道那只甲虫不是从巴黎爬来的，它本来就在伦敦人自己的床底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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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时间的巴黎，二月十四日清晨，萨彼里埃医院。
这座庞大的精神病院坐落在巴黎左岸，负责收治全法国最严重的神经疾病和精神病患者。
三十岁的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跟在全欧洲最权威的精神病学教授让-马丁·沙可身後，沿着长廊从一间病房走向下一间。
去年，他在布吕克教授的推荐下获得一笔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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