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，明定政务分工之制：
"朕以眇躬，嗣守鸿业，二十余载，夙夜匪懈。今者筋力衰耗，风疾屡婴，皇太子治，仁明著闻，可委托大事。自今以后，尚书省、门下省、中书省所奏：
——凡郊祀天地、宗庙、社稷，五品以上官除授及追改，决死罪及昭雪，发兵除授兵马及藩国使奏事，宫内宿卫及驿马等事，并须闻奏朕，朕自处之；
——其馀寻常细务、六品以下官除授、寻常刑狱、赋役征发、地方奏报等，并委皇太子断决。"
此诏之深意，须细加剖析。表面观之，太宗仍握祭祀、高官任免、死刑、兵权等核心大权，太子仅理日常细务。然实则：
其一，太子之权已极重。唐制政务，十之八九皆属"寻常细务"，六品以下官员占天下官吏之绝大多数，其任免既归太子，则太子可渐树私恩、培养班底。寻常刑狱、赋役，直接关系百姓生计，太子理之，即与天下苍生建立联系。
其二，太宗之权已虚化。所谓"须闻奏朕"者，太宗风疾时作，岂能事事亲断？太子奏闻，太宗多"从之"，实即太子主之。且诏书明言"朕自处之"，然太宗精力不逮，必有赖于太子及侍臣之赞画。
其三，此为过渡之制。太宗之意，非欲立即传位，乃欲使太子渐习政务、积累威望，待时机成熟，再行禅让。此与高祖之被迫禅位、截然不同，乃主动设计之权力交接。
诏下之日，太子李治涕泣固辞，太宗不许。群臣上表称贺，以为"父子同心，家国永固"。然明眼人皆已看出，贞观朝之政治重心，正悄然由太宗向太子转移。此后四年，太宗虽仍临朝，而太子之权日重，直至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崩，太子即位，是为高宗，此制遂成定局。
贞观二十年，实为大唐帝国由盛转稳之关键年份。北灭薛延陀，廓清百年边患；南抚岭南，稳固海疆；铁勒归心，天可汗号确立，四夷宾服；内政修明，遣使察吏，澄清天下；太子渐柄政，权力交接有序。太宗于此年之所为，可谓"内圣外王"之极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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