、西域的于阗、远域的波斯与天竺、海东的倭国、新罗、百济、高句丽，凡臣服大唐、通好中原的藩邦异域，皆遣酋长、贵族、王室使节随驾同行。各国使臣身着本朝衣冠、佩戴异域章饰、手持方物贡珍，依次列队于大唐官民仪仗之后，随同天子共赴泰山祭天。
万国来朝、同观封禅的盛大场面，直观映照出高宗一朝威震四海、怀柔万邦、诸国归宗的国际格局，也是“二圣临朝”体制下大唐国力鼎盛、声教远播、权威达到顶峰的最佳证明。
车马辗转、礼官预演、坛场修筑、仪轨齐备，历经数月筹备，封禅诸事完备。乾封元年（666年），唐高宗正式登临泰山之巅，严格依古礼行封天、禅地、祭五岳、祀百神的全套正统帝王大典。登泰岱、筑圆坛、燔柴告天，于山下方坛禅地、报功后土，礼乐铿锵、牲玉齐备、仪式肃穆恢弘，圆满完成自秦汉以来最为盛大、最为完备的泰山封禅盛典，为初唐盛世立下不朽礼制丰碑。
封禅礼毕、大赦天下、普天同庆之后，唐高宗为承续盛世气运、安定海内人心、淳化社会风俗、祈福家国长治久安，颁行一道深远影响整个唐代宗教与社会结构的政令：天下诸州各置道观、佛寺各一所。
依唐代州县建制，其时全国共三百五十八州。诏令一出，全国同步新建道观三百五十八所、佛寺三百五十八所，合计七百一十六所官立寺观一次性落成建制。规模之大、范围之广、推行之彻底，在隋唐宗教营建史上前所未有，直接造就唐代道教宫观建设的第一个全盛高峰。
纵观唐初宗教发展脉络，更可见此诏的划时代意义：唐高祖、唐太宗虽尊崇道释、确立道先佛后的国家基调、礼遇高僧高道，但始终以务实治国、劝农安民、整肃风气为首要，从未在全国层面统一增置官立寺观，仅对前代旧有寺观进行修缮、核定名额、规范管理，并无系统性、全国性的新建布局。历代史学研究皆有定论：唐代官方有计划、有制度、成体系的道观增置与宗教州县化布局，实肇始于唐高宗一朝。
这一举措绝非单纯帝王好佛崇道、祈福求祥的个人偏好，而是成熟深刻的顶层社会治理手段。经历废王立武政治风暴、关陇集团全面清洗、朝堂阶层彻底重构之后，朝野残存的门阀舆论、世家怨气、新旧官僚矛盾仍需调和。高宗以道释并尊、普建寺观的方式，借助神道教化安定基层民心、弱化朝堂政治纷争、柔化阶层对立、统一社会价值导向，以教化辅刑政、以安宁固盛世，成为高宗重塑大一统政治秩序、巩固皇权集权的重要配套国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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