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
她的语气依然很淡,但桐生也哉听得出,这已经是千早百合能给出的最高评价了。
他没有立刻接话,只是透过挡风玻璃,看着堤岸下缓缓流动的河面。
灰色的水,歪斜的柳树,远处低矮的厂房,烟囱,电线杆,旧仓库。
眼前这片东大阪的景色,和他记忆里某一年的冬天,奇异地重叠在了一起。
“千早系长,”他慢慢开口,声音比刚才低了些许,“那些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如果真要说特别在哪里……”
桐生也哉说到这里,停顿了一下。
“只能说,我体验过这种感觉。”
千早百合的左手从方向盘上放下来,搭在变速杆旁边。
她没有催问,也没有插话。
但这个姿态本身,就是一种安静的示意。
于是桐生也哉继续说了下去。
“我父亲叫桐生诚一郎。”
“1986年,他在大阪经营一家小型金属加工厂。员工不到三十个人,做的是汽车零部件的冲压和切削。规模不大,但在最好的那几年,厂里二十四小时不停工也做不完单子。”
信号灯还没变。
这个红灯似乎格外长。
河面上吹来的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,掠过他额前的头发。
“我小时候去过几次厂里。夏天特别热,机器一开,整个车间都像个铁皮蒸笼。地上到处都是金属屑,工人们穿着深蓝色的工装,胳膊和脖子上全是汗。父亲总是一边叼着烟,一边拿着图纸在机器旁边跟人说话。那时候我觉得他特别厉害,好像什么问题到了他手里都能解决。”
说到这里,他的嘴角动了一下。
那不是笑,更像是某种已经太久没有翻动过的旧纸页,被风轻轻掀起了一角。
“后来广场协议签了。日元升值,出口企业的成本一下子上去,大厂先砍成本,最先被砍的,就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下游中小配套厂。”
“订单在一个季度里减少了六成。”
“以前每周都要追加交货的客户,开始拖。说好的新模具项目,也一个接一个停掉。仓库里积压的半成品越来越多,现金却回不来。”
信号灯跳成绿色。
千早百合松开刹车,车子重新滑了出去。
前方一辆小货车缓慢地占着车道,车尾贴着褪色的“安全第一”。
千早百合没有急着超车,只是稳稳地跟在后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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