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家庭的希望。
找工作:在迷茫中撞出一条生路
樟木头汽车站,永远是人潮涌动的模样。每天都有背着蛇皮袋、拎着塑料桶的年轻人从大巴上涌下来,眼神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,可这座小镇,能装下多少这样的希望?
那时候找工作,靠的全是“撞”——撞见招工启事,撞见好说话的保安,撞见愿意拉一把的老乡。没有招聘网站,没有正规中介,熟人介绍是唯一的渠道:老乡在这家厂,你就能沾光进厂;没老乡,就只能睡在工地、公园长椅上,第二天一早蹲在工业区门口,盼着有人喊一句“招工啦!要五个!”。
找工作的人多了,骗子也应运而生。交五十块“报名费”,被带到一扇铁门前,骗子一句“我进去问问”,便从此消失,只留被骗者在原地等到天黑,才明白自己的希望又一次落了空。找不到工作的夜晚,蚊虫叮咬不算什么,最怕的还是深夜查证,听见脚步声,就得立刻卷起席子,抱着行李往楼顶跑,躲在水箱后面屏住呼吸,直到危险远去。那些漂泊的日夜,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,每一次等待都充满未知。
工厂:生存的牢笼与无奈的挣扎
好不容易找到工作,也不过是另一种煎熬的开始。1991年,湖南年轻人刘羽和阿村在石井村的鞋材厂找到活计,八人一间的宿舍,有卫生间和阳台,在当时已算不错的条件。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,刘羽拿着327块钱满心满足,阿村却盯着仓库里的树脂嘀咕:“我们一个月工资,还不如两桶胶。”
两个月后,阿村拉走五吨树脂低价卖掉,带着四万多块钱跑路,刘羽因生病请假侥幸脱罪。这件事在厂里传了很久,不是因为钱的数额惊人,而是因为它戳破了一个残酷的真相:在这座城市,努力未必能改变贫穷,流水线的日复一日,换不来老板新车的一个轮子,底层打工人的挣扎,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渺小。
也有人在工厂里寻得片刻温情。1994年,一个湖北女孩来樟木头的工厂做财务,樟洋的雨天多,几乎每天都能看见彩虹。她和女工友们下夜班后,最期待的就是去厂门口吃一碗三块钱的炒粉,那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。可温情总是短暂,有一天,一个湖北老乡突然咳血,她们扶着他往楼下跑,走到一半,老乡突然倒地,脸蹭出血来,旁边的人哭得撕心裂肺,而这个故事,最终没有下文——那个年代的打工人,像流水线上的零件,坏了就换一个,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,更没人记得他们的故事。
收容所:不愿抵达的终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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