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野到得早，在出站口的铁栏杆外站着。临近除夕，返乡的人把通道挤得满满当当，广播一遍遍报着到站信息。
通道深处，母亲裹着厚呢子大衣走在前面，手里拎着一个鼓囊囊的深蓝色布袋；父亲戴着毛线帽跟在后头，拖着一个带轮子的黑提包。
林野迎上去，把提包接了过来。
母亲停下脚步，上下打量他：
“瘦了。”
“没有，还那样。”父亲在旁边说。
“你懂什么。”母亲没回头，“上回见他，下巴还没这么尖。”
“我吃得挺好的，”林野把布袋换到另一只手，“食堂顿顿有肉。”
“有肉有什么用，你吃吗？”母亲看着他，“你爸说你从小就这样，菜摆在面前不夹，等人往你碗里放。”
“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。”父亲嘟囔。
布袋沉甸甸的，里头是几样扎得结结实实的土产。三个人顺着人流往外走，母亲边走边说，路上那趟车晚点了二十分钟，旁边座位的小孩一路在哭，她把带的橘子剥了给孩子，孩子才不哭了，孩子的妈妈一个劲儿道谢，说是去投奔孩子他爸。
“人家是去投奔，咱们是回家。”父亲嘟囔，“你跟人家说那么多干什么。”
“你不说话，就让我说呗。”
林野把布袋往上颠了颠，没插嘴。
广场上风刮脸，等出租车的队伍排得很长。
“这么冷，不是说了不用接。”父亲缩着脖子。
“你说不用，他也来了。”母亲头也不回。
“姥姥怎么样？”
“身体挺硬朗，每顿能吃一大碗稠粥，早晨还能在院子里转转。就是耳朵背得厉害，跟她说话得凑到耳根前喊。”
“喊也听不大清，”父亲在旁边插了一句，“姥姥就冲着人笑，直点头。”
“前阵子隔壁老孟家的小子回来，在门口站了半天，姥姥愣是没认出来，还问人家找谁。”母亲叹了口气，“人家喊了一声‘婶儿’，她才拍着腿说，是你呀，长这么高了。”
姥姥硬留他们多住了两天，非把晒干的红薯干和干豆角塞满布袋，今早才放人。母亲说着，伸手把林野羽绒服的拉链往上拽了拽。
排了一阵队，三个人坐进出租车，父亲在副驾驶座上系好安全带。街上一路挂着红灯笼。
后座上，母亲先开了口：
“你这几天忙不忙？”
“还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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