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次尝试接触、甚至强行带走她，你们能确保她的绝对安全吗？用什么方式确保？反应时间是多少？你们的‘保护’，在她日常买菜、上班、甚至只是下楼倒垃圾的时候，如何生效？”
他顿了顿，让每个字的分量沉淀下去。
“第二，如果我选择那个‘有限度的合作与利用’，‘有限度’的边界在哪里？合作的底线是什么？我需要定期汇报，这个‘期’是多长？汇报的内容，如果涉及我个人隐私——与我母亲无关，只与我身上发生的‘异常’有关的隐私——你们有多大权限要求我必须和盘托出？在非任务期间，我的个人自由，包括通讯自由、行动自由，会被限制到什么程度？你们所谓的‘可控范围内’，这个‘范围’由谁定义？是你？是张组长？还是局里‘主张更严格观察’的那一派？”
两个问题，条理清晰，直指核心。
没有情绪化的控诉，只有冰冷的质询。
关彤沉默地看着他，足足有五六秒钟。
窗外一只麻雀扑棱着翅膀落在窗台外沿，发出几声细碎的叽喳，旋即又飞走，更衬得室内一片凝滞。
她的眼神里，最初那一闪而过的意外被更深的审视取代。
孙煜能感觉到，她正在重新评估他。
从一个被卷入事件、惊慌失措的“样本”，变成一个试图在夹缝中寻求主动权的……合作者？
或者麻烦？
“你比我想象的要冷静。”关彤终于开口，声音依旧是公事公办的调子，但语速放慢了一些，似乎在进行更审慎的措辞，“张组长说过，你有潜力。看来不只是感知能力。”
她没有直接回答问题，但这句评价本身，已经是一种态度的微调。
“回答你的问题。”关彤向前走了一小步，让自己脱离完全的逆光状态，半边脸被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线照亮，表情依旧是那种缺乏温度的严肃，“关于保护措施。首先，是技术层面。你家——包括你母亲目前的居所——会被纳入一个加密的、多层级的监控网络。不是楼下那种常规车辆监视，而是更隐蔽的传感器节点布控，覆盖主要出入口、公共区域，并与区域治安系统实现有限度的信息联动。这套系统能识别并预警特定模式的行为威胁，比如长时间徘徊的可疑人员、非正常时间的接近尝试等等。”
她稍微停顿，观察孙煜的反应。
孙煜面无表情地听着，手指在身侧微微蜷缩，指尖掐进掌心，用细微的刺痛维持着注意力的高度集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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