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九斤站在墙前面。
“付姐。”
“嗯。”
“昨天我说的那两句，您带回去了没有。”
“带了。”
“一个字没改？”
“一个字没改。”
“梅姐听完了？”
“听完了。”
“她说什么。”
付红英把手里那沓单子换了一只手。
“她说，再问一遍。”
大厅里那些人看着他们两个。
陈九斤站在那儿。
他把昨天那两句在心里过了一遍。
一个人昨天听完了、一个字没改地听完了，今天还让人来问同一句。
那不是没听懂。
那是在看他今天答的跟昨天答的一样不一样。
“付姐。”他说。
“您带纸笔了吗。”
付红英从那沓单子底下抽出一支笔。
“记。”
陈九斤开口。
“第一句：这栋楼跟外头的往来，都要贴在这面墙上。名单给出去我得贴。贴出去那二十一个人第二天就不是骨干了。”
“第二句：名单给了三号楼，我这栋楼就没有人了。没有人，我拿什么还梅姐那三成。”
他停住。
“一个字没改。”
“昨天是这两句，今天还是这两句。”
“明天您再来，还是这两句。”
“付姐，您回去跟梅姐说：她要是想看我什么时候改口，她得等到我改口的那一天。”
“那一天可能有。”
“可我不知道是哪一天。”
“今天不是。”
付红英把笔停在纸上。
她把这两句抄完了。
抄完她抬起头。
“陈九斤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在梅姐手底下三年。”
“三年里，她让我把同一句话问第二遍的，一共四回。”
“前三回怎么样。”
“前三回，第二遍的时候人都改口了。”
她把纸折起来，塞进单子里。
“你是第四回。”
她走了。
第三天，第一百七十三天。
付红英没有来。
上午没有来，下午也没有来。
那天下午四点，三号楼那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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