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三十四天，上午九点十分。
省城，劝返工作专班。
这是一间大屋。
原来是会议室，改的。
二十几张桌子。
每张桌上一部电话。
一半的桌子上有人。
屋里一直有声音。
不是吵。
是很多人同时小声说话。
墙上贴着纸条。
一整面墙。
从齐腰高一直贴到够不着的地方。
一张纸条一个名字。
纸条底下写着地方。
“八百三十七个。”专班那个负责的人说。
他姓詹，四十几岁。
“这是到今天早上还没回来的。”
“园区那三千多个都回来了。”
“这八百三十七个不是园区的。”
“是那一条线上别处的。”
“都联系上了么。”
“八百三十七个，联系上七百一十二个。”
“剩下一百二十五个，电话打不通，或者不接。”
“联系上的这七百一十二个。”
“愿意回来的，到今天是二百四十一个。”
“还有四百七十一个不肯。”
陈九斤看着那面墙。
他看了很久。
纸条是那种便签，浅黄的，一张巴掌大。有的写得工整，有的潦草。有几张边角卷起来了，是贴上去以后被人揭下来又贴回去的。
最上头那一排他够不着。他往后退了两步，仰起头看。
一张纸条一个名字。八百三十七张。
他在那边管过七栋楼三千多个人。那三千多个人他心里有一张图。
这一面墙上的八百三十七个，他一个也不认识。
他没有说话。
“这些纸条是怎么排的。”
“按地区。”
九点三十四分。
“一个省一块。”
“同一个省的挨着贴。”
“这样打电话方便，一个人负责一片。”
“分过类么。”
“分过。”
“按地区分的。”
“还按年纪分过一回。”
“三十以下、三十到四十五、四十五以上。”
“地区没用。”陈九斤说。
姓詹的回过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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