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那儿讲那些法条。”
“讲出来的，谁信。”
“就算有人信。”
“那也不对。”
屋里安静着。
苏丽娟看着他。
下午三点四十九分。
“那你干什么。”
“我只把人分类。”
“分类你做得了？”
“做得了。”
“那八百个人的话，我一句一句听过。”
“他们怕什么，我记在纸条背面。”
“谁在那边干过什么，通话记录上都有。”
“台上的人讲完一类。”
“我说一句：这一类里头，我们这儿有多少个。”
“再举一个例子。”
“例子隐去名字。”
“我不说他们该判多少。”
“我说他们是哪一类。”
“这两样差在哪儿。”
“差在：说他该判多少，那是替法院说话。”
“说他是哪一类，那是把他自己的事说给他自己听。”
“比方，台上讲完取现的那一类。”
“我说：我们这儿，取现的有三十一个。”
“再说一个例子：有一个人，做了十一个月，取过多少回，每回多少，他自己都记得。”
“我不说他叫什么。”
“我也不说他该判多少。”
“那三十一个人里头，做过取现的，听到这儿自己就对上了。”
“对上以后，他会去听刚才台上讲的那一段。”
“他会再听一遍。”
“听第二遍的时候，那一段就不是别人的事了。”
“他是哪一类，他自己心里清楚。”
“他不清楚的是：他这一类，在台上讲的那几档里头，是哪一档。”
“把这两样接上。”
“剩下的他自己算。”
苏丽娟站起来了。
她走到白板前头。
她看着那三行字。
“这条线你什么时候想清楚的。”苏丽娟说。
“昨天夜里。”
“昨天夜里想的是什么。”
“想的是我在那边干过的一样事。”
“哪一样。”
“我在那边替人算过账。”
“算完他们就照我说的做。”
“那时候我说什么他们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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