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只有最底下那半张,一直在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着。
苏丽娟在翻自己的本子。
她在找第二百一十六天那一段。
“三样说完了。”陈九斤说。
“合起来是什么。”
“一个要跑的人,先办三样。”
“把钱拿走。”
“把名字换掉。”
“把身上那些跟从前有关的东西扔了。”
“这三样,他一样也没有办。”
新来那个开口了。
“他凭什么不跑。”
“园区都塌了。”
“他手上什么也没有了。”
“不跑他等什么。”
“因为跑了就见不着了。”
“见不着谁。”新来那个问。
陈九斤没有答这一句。
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。
新来那个没有再问。
苏丽娟把本子翻到那一页了。
她看了一遍。
十点四十四分。
她抬起头。
“第二百一十六天那一段,我这儿记着。”
“那天你在场。”
“那一张缴费单,上头有名字。”
“有。”
“什么名字。”
陈九斤没有立刻答。
他把手从复印件封皮上拿开了。
“不是他的名字。”
“那是谁的。”
“我先说单子。”
“那一张不是他的。”
“那是二十年前的一张。”
“单子上头印着两栏。”
“一栏是床位。”
“一栏是天数。”
“保温箱,一天九百,三个月。”
“出保温箱以后还有别的。”
“加起来十七万八千。”
“一分不多。”
“一分不少。”
这八个字不是他的。
第一百九十天,账房把三十七万摆在桌上,说的是这八个字。
第二百一十八天,他说十七万八千的时候,说的还是这八个字。
四年,他手上过的每一笔数,末了都是这八个字。
一分不多,一分不少。
那不是一句口头话。
那是一个人对着账说话的说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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