边地的土豪们，他们在面对朝廷大政时，往往反应过激，并且易于采取一些暴烈的行动，粗糙莽撞，不讲方式方法，这实则是缺乏手段的一种表现。
而相比于边鄙那种刺刀见红的正面抗争，发生在大汉核心农耕道州地区的对抗，则要更聪明，更隐蔽，也更难缠。
毕竟，比起那些不通礼仪、不晓分寸的乡巴佬，如中原、河北、湖广、江南这些地区，汇集的可是大汉的权贵与贤达，再次也是乡绅名流，比起一般的土豪，他们才是与朝廷新政博弈的主力军。
不管是认知、影响，还是手中掌握的权力、实力，以及能够发挥调用的能量，都不是那些发生在边鄙的闹腾所能并论的。
而经过七年的试探、碰撞、纠缠过后，大汉帝国在土地问题上占有核心利益的勋贵、官僚、地主们，其应付手段也在岁月的流逝之下，不不断进化。
从最初的争议，到明里设阻、暗中对抗，再到钻法条漏洞，在保证人身依附的情况下完成名义上的分地到户，再到如今肆无忌惮隐瞒土地，这其中发生着的，就是中央与地方，国家与权贵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。
但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下，他们都没有直接的对抗，那是下策，过分了只会招致朝廷的凶狠打压。
而除此之外，他们有数不清的手段、办法，掌握知识、熟悉法条，甚至掌握法条解释权的他们，在维护自身利益的事情上，会迸发大量的灵感，去迂回，去斜插，从侧面，从背后发起“进攻”。而那些隐藏在暗中的阻挠，也是更难缠的。
可以实事求是地说，大汉税税改发展到如今，已经陷入到一种停滞的地步。整个过程的发展状态也很清晰，从初期的势如破竹，到中期的纠缠碰撞，到如今的挣扎困难。
更为关键的是，改革力度再往下探，谁也不知道会掀起怎样的浊浪，会不会影响国家稳定，危及朝廷统治。
当然，到目前为止，税改的成果还是可观的。其一，对各层地主阶级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；
其二，不论有实还是仅拥其名，凭空诞生了大量的自耕农，土地兼并的情况有所抑制；
其三，新税制下，小农小户的粮税负担是有所减轻，这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统治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；
其四，则是大汉的财税有了一定的增长，当然，增幅并不大。
尤其是第四条，这也能从侧面反应出税改的一些问题，仅从改革初衷而言，并不是因为朝廷的财政出现了大问题，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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