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饬，难道要等到全国各地，边地烽烟，处处叛乱，再行挽救吗？
同时，刘旸还能摆出一大堆官吏失职、权贵犯罪、豪强猖獗的案例与证据，只是在政治上整风，已经是皇帝克制宽忍的结果了。
从河清之行，到川蜀叛乱，虽然样本不算多，但皇帝刘旸倒也勉强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，当然不是土地矛盾、生产所有制上的根本问题。
而是，刘旸深刻地意识到，吏治不清，皇帝的权威不固，就别提什么改制改革，再实惠考虑再周全的政策，都别想落实好。你以为的治病良药，落到平民百姓身上可能就是要命的毒药。
也是基于此点认识，刘旸开始从“税改”的窠臼中摆脱出来，开始跨步前行，有力出击，真正从吏治着手，开始收权立威。而人事权，在任何国家、任何体制中，都是最核心的大权，刘旸当然要收到手中。
当然，要实现这个目的，不是靠简单粗暴地免些官、换些人就能实现的，如果新上任的官员与前任一般，那也只是白费功夫，反而造成政局动荡。
因此，针对前前后后、反反复复由内外臣僚们上奏提出的“税改之弊”，刘旸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正意见，而这些根据实际问题、弊病提出来的政策意见，则在不断的完善之中逐渐形成刘旸的施政纲领。
总结的来说，就是“肃清吏治，加强监察，与民以惠，保证公平”。治政先治吏，安邦先安民，人治社会中以人治思想政策治国安民造成的问题，终寻求以人治的方式去解决。
这条路终点难说何方，最后也未必走得通，但随着刘旸抓住“重点”，至少眼下，是以一个稳健有力的步伐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前进。
雍熙元年的皇帝刘旸很辛苦，除了军国大事的处理，他将很多时间，都花费在官吏的考核教育上。
外放的朝官、进京戍职的地方官，从知县令长起，他每个人都要亲自接见，考察他们对履地政治民情的了解，听取他们的施政想法，同时交待他自己的用政理念。
皇帝都亲力亲为到这个地步了，自然是有效果的，正是在这样的苦心孤诣、呕心沥血之下，属于雍熙皇帝独有的权威自内而外开始建立，也是皇权也开始起步反击。
而地方上的官僚们，或许不会在意民间疾苦，但一定在意自己的权势与官帽子，皇帝也通过这场政治整风，让他们清醒得认识到，哪怕天高皇帝远，紫微城中的雍熙皇帝依旧是能掌控他们前途生死的人，不要失了敬畏之心。
刘旸也向他的臣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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