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政效率也大大提高。只可惜，范仲淹财政使只当了半年，他的整顿改革则只持续了四个月，便被罢相。
当然，扳倒范仲淹的，可不只那些利益受损的权贵、官僚及地主官商，根本原因在于，这牵扯到新一轮的贵庶之争。
本章未完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正统初年的帝国政治格局，整体上虽然保持着理性与平稳，但由于皇帝刘维箴的德浅才弱、威望不足，上层的斗争，实则是比较激烈了，尤其在世宗压制十多年后的勋贵阶层，迎来反攻之后。
首先，世宗晚年的尚书令杜衍，在正统二年的时候罢相，出京前往西南担任巡抚使，继任的，乃是乐平县公李昭贤（这可是李继隆长子、世祖皇帝外孙）。
而当时的政事堂，除李昭贤这个尚书令之外，另有枢密使折惟昌、兵部尚书向元锴（向德明之孙）、礼部尚书冯端（冯道曾孙），另辅以石元孙（石守信之孙）、李光辅（李筠重孙）等掌握实权的军政大臣。
这些都是功臣元勋之后，除冯端、李光辅弱了些之外，其他人都是帝国的顶级勋贵，如李昭贤、折惟昌，还有一层皇亲国戚的光环。
当这些人在帝国朝堂占据大量话语权的时候，也是意味着勋贵势力的大反攻，也必然迎来早已壮大并且根深蒂固的庶族集团的对抗。
范仲淹回京，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，一头扎进政斗的漩涡，虽然，他一心一意只想着为朝廷、为百姓做些实事，但有些争斗是不可避免的。
同时，作为尚书令下属最重要的两个宰臣，吏部尚书与财政使，一个吕夷简，一个范仲淹，都是庶族出身，一左一右，对李昭贤形成了相当强力的钳制作用。
于是，为了打破这种限制，李昭贤从幕后策动一场政治攻讦，他选择的目标，正是范仲淹。吕夷简这个人，老谋深算，且权术高超，否则也难在新皇继位之后，就迅速运作回京为相，并更进一步，担任吏部尚书。
相比之下，范仲淹就好操作多了，他虽然私德无亏，但做事方面，在有心人眼里，全是漏洞，也易于打击。
而这样的政治活动，并不在于范仲淹真的有什么过错，只是当权者需要，便有的是人，提供足够多的短处与把柄，等形成风潮之后，弱势的皇帝刘维箴，即便心有不舍，也不得不将范仲淹外放，他实在顶不住来自李昭贤等勋贵的压力，或者说不愿意正面对抗。
于是，范仲淹以「殿下之失」（官方的解读中，大抵是在面君进谏的过程中，言辞过于激烈，有辱圣人威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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