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天後，《变形记》传到了伦敦。
渡轮把《现代生活》和巴黎报纸的评论一同运过多佛海峡，再经由铁路分送到伦敦的各个书报商手里。
最先拿到的是查令十字路附近的几家书店，他们订了法文原版，专供给那些在巴黎住过、或者自诩跟得上欧洲潮流的读者。
接着是俱乐部的阅览室，然後是私人信件里夹带的译稿。
到了二月十一日，那些靠二手消息吃饭的报纸编辑终於都读过了至少一半内容，於是伦敦的知识阶层开始发表意见。
起初，英国人保持了镇定——或者说，他们保持了那种面对大陆怪事时特有的习惯性轻蔑。
《泰晤士报》在二月十一日的第三版，刊登了一篇评论，带着浓浓的俯视海峡对岸的优越感——
【莱昂纳尔·索雷尔先生又一次证明，巴黎的文学正在从严肃走向乖僻。
继侮辱王室、扰乱殖民地、嘲讽帝国秩序之後，他又发明了可以被命名为「昆虫社会主义」的手法。】
这句话很快就被各家报纸转述，态度也大多是嘲讽。
《每日新闻》用了类似的说法，但加了一句【法国人总是喜欢把日常生活的烦恼打扮成高深莫测的哲学】。
《标准报》更直接，说巴黎作家找不到新题材，只好靠写虫子来吓唬人。
《晨邮报》的评论员写了一篇短文，把莱昂纳尔比作伦敦那些夸大其词的法语教师——在黑板前喋喋不休，其实没人在乎。
伦敦精英们读到这些，几乎都忍不住笑出声来，觉得这不过是巴黎又一次自说自话的文学狂热——
甲虫？一个推销员变成了甲虫？这有什麽好大惊小怪的。
然而，这种镇定的气氛没有持续太久。
那些白天在圣詹姆斯街的俱乐部里嘲笑过「法国昆虫」的绅士们，读完法文原版後，发现自己在当天夜里无法安然入睡。
比如在伦敦桥附近开会计事务所的亨利·普莱斯，就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，脑海里则是另一个画面：
格雷高尔在门背後听见经理的声音，急得团团转，仍然想解释自己可以赶上下一班火车。
普莱斯先生想到了自己——他管着一间十二个人的事务所，每年要处理上千份帐目，看起来是个「成功人士」「上流社会」。
但他知道如果自己三天不到办公室，合伙人就会开始交换眼色；如果一个月不到，桌子就会被搬走，名字也从门牌上刮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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