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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八月底，《羊脂球》也正式开机了，莱昂纳尔开始在两个剧组之间来回跑。
他经常上午刚帮助契诃夫处理《装在套子里的人》出现的难题，下午又去看莫泊桑和左拉拍《羊脂球》，晚上还得看他们两边送来的粗剪片段。
有时两边都遇到麻烦，连午饭他也得在汽车里解决。
莫泊桑虽然不反对摄影经验丰富的左拉来当那个「总导演」，但每次左拉开始发表长篇大论，他就开始想念莱昂纳尔。两个剧组的进度渐渐快了起来，它们的故事虽然属於契诃夫和莫泊桑，但人物怎样出场，情节怎样衔接，哪些表情值得拍摄特写，都深受莱昂纳尔的影响。
所以这两部电影从开始拍摄起，就已经深深打上了他的烙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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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88年8月31日，伦敦，白教堂区，星期五的凌晨，四十三岁的玛莉·安·尼古拉斯正沿着街边往寄宿的廉价旅馆走。
就像往常一样，她有点喝多了，所以走得不快，经过积水时还得扶一下墙，才能让鞋子避开那片脏水。
这个时候，路上已经没多少人了，只有几处巷子的路口还站着和她差不多女人，见有人经过，就喊上一声；男人有的凑过去，有的骂一句，接着往前走。
玛莉看了看她们，又摸了摸自己的口袋。
里面有一块手帕，半截梳子，还有一小片用来照脸的镜子，唯独没有能让她回去後能安心睡上一觉的4便士。
她今晚原本挣到过一些钱，可都花在酒馆里了，一个铜子都没剩下。
刚才那点酒意还让她觉得事情没那麽糟糕，现在风一吹，脑子清醒了一点，她又开始担心廉价旅馆里的那位管事。
那人每天晚上挨个收床位钱，从来不会因为谁说句好话，就答应住客可以睡到第二天再付钱。
她在一扇关着的店门前停下，擡手整理了一下帽子。这顶天鹅绒帽子比身上的衣服体面，她觉得戴上以後自己似乎也没那麽显老。
也许再碰见一个男人，事情就解决了呢？
几个月前，她还想过，自己能重新过上另一种生活。
那时候她刚离开济贫院，找到了一份女佣的工作，住到雇主家里，甚至给父亲写过信。
她已经很久没有好消息可以告诉他，写那封信时，是真觉得自己以後的日子。
可现在，她又回到了白教堂，又干起了皮肉生意；至於父亲，已经很久没见过她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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