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心又出汗了,他紧紧攥着衣角,生怕被拉长看穿,怕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,“在岳阳那边的玩具厂,干了半年。”
拉长又看了看他的手,手上没有老茧,但拉长没有细看。厂里缺人,缺得厉害,国庆节前要赶一批货,能喘气的都要。那时候的工厂,订单大多来自港台和国外,为了赶工期,经常会要求工人加班加点,甚至连节假日都不休息,只要能按时交货,老板不在乎多招几个人,也不在乎工人有没有经验。拉长从兜里掏出一张表格,让他填。“身份证带了没有?”
陈建军连忙从裤兜里掏出身份证,双手递过去,紧张地说:“带了,师傅,你看。”那张身份证是去年刚办的,上面的照片拍得很难看,眼睛眯着,嘴巴歪着,像刚被人打了一拳。九十年代初的身份证,还是塑封的,照片是黑白的,信息很简单,却成了外来务工者在南方立足的重要凭证,没有身份证,连工厂都进不了。拉长看了一眼,还给他,说:“明天上班。早上七点半,别迟到。迟到一次扣五块钱。”
就这么简单。
陈建军走出车间的时候,脚底下是飘的。他觉得不真实,伸手掐了自己一把,有疼痛感,才确定这不是梦。“我有工作了,我真的有工作了!”他在心里欢呼,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,这一次,是喜悦的泪水。他在路边蹲了三天,饿了两天,差点以为自己要死在樟木头了,结果就这么简单——阿强一句话,拉长一个点头,他就有了工作。外面的阳光很刺眼,路边的招工启事还在随风飘动,远处的工厂烟囱冒着淡淡的黑烟,自行车的铃铛声、工人的谈笑声、机器的轰隆声混在一起,构成了樟木头最鲜活的底色,也是九十年代深圳、东莞无数城镇的缩影。
后来他才知道,这不算什么“找到工作”。在樟木头,只要你不是残疾人,不是太老太小,只要你愿意加班,总有一家厂会要你。工厂像巨大的胃,每天吞进去几百个人,消化几个月,又吐出来,再吞进去新的。人在这里是消耗品,用完一批换一批,不贵,也不可惜。那时候的外来务工者,就像流水线上的零件,没有名字,只有工号,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,熬着无数个深夜,只为了那一点微薄的工资,只为了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活下去,能给家里寄去一点钱。
但那天他不知道这些。
那天他只知道,他有饭吃了,有地方住了,不会死了。
阿强把他带到宿舍。八人间,铁架床,上下铺,地上有烟头和瓜子壳。阿强的床位在下铺,靠窗,窗户外面是一堵墙,看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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