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在地上,尤其是人多拥挤的时候。”
“找不回来了吗……”陈建军喃喃自语,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,双腿一软,差点蹲在地上。警察扶了他一把,递给他一杯水:“别灰心,我们会留意的,要是有消息,会通知你。你先留下联系方式,要是没地方去,就先在广场旁边的候车区等着,别乱跑,注意安全。”
陈建军接过水杯,手指冰凉,他摇了摇头,声音沙哑:“我没有联系方式,我刚来广州,要去樟木头找朋友,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了。”他把水杯放在桌上,没有喝一口,转身走出了岗亭。
走出岗亭的那一刻,阳光依旧毒辣,广场上的嘈杂声再次涌进耳朵里,可他却觉得浑身冰冷,大脑一片空白。报案的希望彻底破灭了,他知道,那八十块钱,真的没了。那是母亲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,是父亲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来的血汗钱,是他在广州立足的全部希望,就这么被偷走了,连一点痕迹都没有。
他蹲在岗亭旁边的墙角,把脸埋在膝盖里,这一次,眼泪再也忍不住,悄悄从眼角滑落,浸湿了裤腿。他不敢哭出声,只能压抑着,肩膀微微颤抖——他是个男人,是来广州闯天下的,不能就这么轻易哭,母亲和父亲还在老家等着他的消息,他不能让他们失望。可心里的委屈和绝望像潮水一样涌来,压得他喘不过气,他甚至开始后悔,后悔不听母亲的话,后悔自己太大意,后悔来广州这个陌生的城市。
他想起了母亲。想起母亲把八十块钱叠好塞进蓝布里的样子,手指有些哆嗦,叠了好几遍才叠整齐,嘴里反复叮嘱他“省着点花,找到阿强就好了”;想起母亲连夜烙饼的样子,灯光下,她的头发已经有了几缕白丝,眼睛熬得通红,却还是笑着说“烙点饼,路上吃,比火车上的泡面便宜”;想起母亲站在村口送他的样子,站在那棵老槐树下,一直站到他拐过弯去,看不见了,他回头的时候,还能看到她的身影,在风中微微晃动。要是母亲知道钱被偷了,一定会很伤心吧?他不敢想,也不敢给家里发电报,他没有钱,更没有勇气告诉父母这个坏消息。
他想起父亲。父亲那天晚上什么也没说,只是坐在炕边,抽着旱烟,烟袋锅子一下一下地敲着炕沿,直到深夜;第二天早上,他帮他把蛇皮袋提到村口,说了一句:“到了拍个电报回来。”就走了。没有送到车站,没有挥手,没有多余的嘱咐。走的时候背微微驼着,步子不快不慢,像去田里干活一样平常,但陈建军知道,父亲心里是牵挂他的,只是男人不善于表达。他想起父亲常年劳作的手,布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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